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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 桥 阎 密 吴 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中国将继续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质。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亚太高级副总裁蒋颖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说道，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在2020年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中国开放的市场给全球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总理在报告中特别提到，在疫情防控期间成功举办第三届进博会是中国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的集中表现。2021年乃至‘十四五’时期，中国扩大内需，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需要通过进博会这样的‘365天永不落幕’的平台便利高质量产品进入中国，促进中国市场供给端的效能提升，形成良性循环，最终使百姓和市场主体受益。值得一提的是，进博会不仅是贸促平台，还是投资促进平台，成为外商全面耕耘中国市场的纽带。”

蒋颖认为，“十四五”时期，在新发展格局下，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更加明显，“要让外企真正全面享受开放政策，‘放管服’边界需厘清，关键领域尤其需要监管智慧”。

为此，蒋颖建议实现四个“转向”：一是口径从地方裁量转向全国统一。从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着手，统一审批规范，为设立、经营、关停并转提供便利。精简信息要求，合理区分“必填”和“选填”。二是重点从合规监管转向风险监管。把重点放在辨别“必管”风险点，而非形式合规查验上。三是理念从地方保护转向国家利益。调整地方招引考核，避免因牵涉财税和就业等敏感指标而限制企业在国内自由流动，导致外资选址国外。四是反馈机制从被动受理转向主动预防。在维权申诉方面借鉴对标国际，由最高权力机关授权、独立于政府建立专门机构处理投诉，提升投资者对纠纷解决透明度和公正性的信赖。鼓励各省市成立外企协会，发挥市场力量，加强双向政企沟通常态化机制。

同时，蒋颖还建议，对外资考核办法和指标进行相应调整。如考核办法规定，资金由境外转入可被认定为招引外资业绩，境内投资公司所得利润再投资则不算。为符合这一规定，外企只有将资金繁琐转出转入，才能享受优惠政策。这一方面增加了企业内部运营成本，另一方面也延缓了项目落地。相关部门可从技术和统计口径着手解决外资重复计算问题，使外企投资不必“绕远路”。

针对优化营商环境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王红也建议，更好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制度化安排，将改革成果固化；加快制定、完善国内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并向“一带一路”国家、RCEP国家等推介，营造双方共认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更优营商环境，给外资企业带来了更多成长机遇，中国企业也将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加快创新步伐。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说：“人工智能的竞争不是单个企业的竞争，而是一个产业链对一个产业链的竞争、一个体系对一个体系的竞争，是生态的竞争。”科大讯飞作为一家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上市企业，希望打造更加开放的生态，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都能够平等地参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竞争，各类企业在交流与竞合中提升，加速中国人工智能等相关领域高质量发展。